都江堰放水节，川西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

当黄帝陵的晨钟惊落秦岭的霜花，岷江的涛声正漫过都江堰的鱼嘴。清明，这个被春风浸透的节气，在巴蜀大地上流淌出另一重文明注脚——青城山麓的云雾尚未散尽，玉垒关下的杩槎已蓄满两千年的张力。

一年一度的清明节，当人们携家带口，踏青访友、祭拜祖先时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清明这一天，天府之国的都江堰放水节（又称“开水节”），已经持续了2300年。这是中国唯一以水利工程为核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56年李冰修建都江堰时期。

成都平原的春，是从斧刃劈开竹索的脆响中醒来的。每年清明时节都江堰盛大的放水节，早已成为虔诚的感恩大典，一次迎水的万民狂欢。放水仪式上，主祭官身穿公服，行二跪六叩礼。礼毕后宣读祭文：

“唯神是德，兴利除患。作堋穿江，舟行清晏。灌溉三郡，沃野千里。膏腴绵洛，至今称美。盐井浚开，蜀用以饶。石人镇立，蜀害以消。报崇功德，国朝褒封。兹值春灌，理宜肃恭。尚飨。”

“咚、咚、咚”三声礼炮荡开岷江的晨霭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放水仪式进入高潮。几个身强力壮的堰工如古蜀先民附体，腾跃上内江拦河杩槎，利斧起落间，盘桓一冬的竹索寸寸崩裂，拦河杩槎解体了，碧绿的江水犹如脱缰野马，蛰伏的碧波化作银龙破阵，沿着李冰凿刻的经纬奔涌，从决口处涌入内江，流向广袤的成都平原。

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仪式，而过往的仪式更为繁复，历朝历代皆有不同。

我们可以从“清代都江堰放水节仪典纪略”中一窥端倪。其一，祭祀前导·官府威仪。放水当日，官府以全副仪仗鸣锣开道：衙役执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牌列阵前行，鼓乐笙箫齐鸣，主祭官员乘朱漆官轿居中而行，后随抬举太牢（猪牛羊三牲）、五谷、醴酒的礼队，浩浩荡荡穿城而过。沿途百姓夹道围观，至伏龙观行首祭之礼，复沿松茂古道经宣威门、玉垒关，直抵二王庙。其二，主祭仪式·礼乐交融。二王庙祭坛按“牲用少牢，祭列九品”规制陈设，主祭官诵读《敕封碑》祭文，献爵焚帛，叩拜李冰父子神位。礼毕，官员移步堰功祠瞻仰历代治水贤臣塑像，彰表“功在千秋”之德。其三，开水盛典·万民同庆。最终仪典于杨泗庙前江畔彩棚举行。彼时岷江两岸人潮如织：山道间观礼者叠坐如梯田，河滩上竹笼杩槎截流成阵。待主祭官挥旗为令，堰工斧起槎落，江水如银龙破闸而出。

两岸的欢呼声追着浪头跌宕，清代诗人《锦城竹枝词》的吟咏穿越时空而来：“喜看杩槎频拆处，欢声雷动说耕田。”

这只是看得见的场面上的仪式，而看不见的仪式更让人记忆深刻。

据《灌县乡土志》《清代都江堰水利档案》等载，主祭官须提前三日沐浴更衣，禁食荤腥。放水前一日，祭祀官员必须先到郫县（今成都市郫都区）望丛祠（古蜀先帝陵），用事先准备好的青铜爵、豆（仿周礼）等祭器，献上“杜鹃花醴”（呼应望帝化杜鹃传说）等祭品，祭祀望帝和丛帝。《清史稿·礼志》载：“岁以清明日，四川总督诣都江堰致祭李冰父子，先期一日遣官祭望丛于郫。”据《灌志文徵》《四川通志》等文献载，清代都江堰放水节由总督、巡抚主祭，其仪轨庄重恢弘，融水利工程与礼制文化于一体。也就是说，从清代开始，都江堰放水节将原本民间自发的祭祀升格为“官祭三阶制”。

开水仪式结束后，主祭官必须立即坐轿或乘车，飞奔向成都，赶在放水后的“水头”到来之前，到达官衙。传统观念认为，若是落在水头之后，当年成都便可能会有缺水之虞。

这样的仪式与习俗由来已久。

这不是简单的春水启封，而是一场蓄势千年的天地共鸣。都江堰放水节源于4000多年前的江神信仰和2000多年前人们对江水的祭祀。应当说，这一习俗起源于人水契约与科学治水的双重基因——李冰治水的“岁修制度”。都江堰“无坝引水”设计依赖每年枯水期作河道疏浚，李冰定下“深淘滩，低作堰”六字诀，要求每年清明前截流维修（杩槎断水），春耕时决堰放水。都江堰的“鱼嘴分水-飞沙堰排沙-宝瓶口控流”三位一体结构，不仅是水利工程杰作，更是一套精密的“宗教治理算法”。李冰“深淘滩，低作堰”的六字诀，在精神领域演化为信仰管理的核心原则。放水节最初是水利工程的技术节点，后演变为祭祀仪式。可以说，这一节日既是对战国水利智慧的致敬，也是川西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。只有活的文明习俗，才能真正传承下去，而不是变成“遗产”。

放水节暗含“天人合一”的可持续理念：不强行筑坝，而是顺应岷江地势（鱼嘴分水）、河道曲度（飞沙堰排沙），实现自主调水排沙。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其为“古代系统工程思想的典范”。都江堰放水节不仅是水利技术的活化石，更是一场“人、水、神”的三维对话。

从李冰斧凿玉垒山的回声，到今日杩槎竹绳崩裂的浪花，它用2300年的持续实践证明：真正的文明，在于与自然共生的智慧，而非征服的野心。

这种人水契约与科学治水的双重基因，还体现在放水节的每一个流程上，我们看到放水节流程严格遵循古制，形同千年仪轨的沉浸式展演。这种流程主要分为四大核心环节：一是“祭祀川主”。即主祭官诵读祭文，献三牲、五谷，道士以鸡血点“定水神针”，象征与自然订立契约。二是“砍杩槎”。即斧手砍断截流用的竹笼杩槎，岷江水奔腾而下，继而两岸万人高呼“放水啰”。三是“抢水头”。青壮年沿河道奔跑，用陶罐舀“头道水”浇田，寓意“得水得福”。四是“民俗狂欢”。傩戏《二郎降牛》、薅秧歌、竹笼舞等表演，重现古蜀治水场景。

虽然这种与岁修、春灌和祭祀李冰有关的活动已经持续了千年，但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（978年），朝廷才正式将每年四月初五举行的盛大民俗活动定名为“都江堰开水节”，后更名“都江堰放水节”。直到2006年，都江堰放水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都江堰造就的扇形水网，不仅塑造了水旱从人的物质基础，更孕育出流动的精神范式。战国时期李冰凿离堆的斧痕尚在，佛教造像已在东汉的崖壁上绽放。岷江水系的毛细血管里，佛教的般若智慧与道教的自然玄思达成奇妙共振——文殊院的空林匾额与青城山的道法自然石刻，在水的折射中互为镜像。这种液态智慧在唐宋达到巅峰。大慈寺的讲经法会吸引着景教修士驻足，薛涛笺上既有禅诗也有《古兰经》节选，马可·波罗目睹的成都，与道教的洞天福地共享着水运带来的繁荣。

2300年，足够让王朝倾覆、山河易色，但清明时节的岷江潮信，依旧准时漫过宝瓶口的刻度。那些随水而生的稻菽，临水而筑的茶馆，因水而兴的市井，都在提醒着匆匆过客：真正的文明，不在与自然的角力中称雄，而在与江河的对谈里共生。

为此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，自古蜀以来，天府之国从官员到百姓，为何那么看重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仪式——那是蜀人眼里，“真正看得见的造福于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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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夫

责编 辛省志